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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沟通不仅发生在社会成员之间,也发生在治理机构和公众之间。一个社会必须具备优良的公民素质和良好的社会沟通机制,二者不可偏废。一个社会可以由无数的好公民组成,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各个个体之间的密切沟通、交往、交流、合作等,这样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

然而,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不仅证伪了现代化的历史趋同论,而且证伪了将“现代化”作为国家根本目标的理论假设。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一定要牢记人民信任和重托,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方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的亦是回应人民的需求。党的十九大重申,“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显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现代化是一种手段,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推进社会治理转型的根本目的。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我们认为,所谓国家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基础上,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互为耦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其中,国家治理的最本质要求就是对生产关系的治理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上层建筑的治理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最终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以社会沟通实现社会融合属于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人类具有思想,个体、群体、民族在互动过程中会因为个性不同而产生思想碰撞、意识交流,并进行反思和自我反思。这种自我意识、反思和自我反思,有时是个体行为,有时是群体和民族行为,其过程意味着人类社会在互动中进行着社会结构、行为模式的社会重建。当然,社会重建并不简单意味着个体被迫接受某些规则,个体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素质决定着他或她在参与过程中接受和认同社会规则,这也是一个创新和变革的过程。

第一,“国家—社会”关系范式被很多学者用来思考不同国家的社会治理逻辑,其基本特点:一是将国家和社会预设为两个分立的结构性实体,并以两者之间的互动来理解不同的社会实践。比如,贝尔甚至指出,美国是没有“国家”的,只有个体的自我利益和追求自由的热情。宪法、法院等“治理结构”只是为社会提供了制度基础。二是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根据国家与社会两者可能构成的竞争关系、合作关系与冲突关系,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继而发展出分析社会冲突与整合的三种框架: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社会运动框架。三是强调塑造不受权力干扰、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公民社会,进而通过公民社会来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这显示出既定政治体制的价值取向。

面对新时期新形势,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纵观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渐进式地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中国从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过程。随着国家治理模式走向现代化,中国社会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沟通方式的创新和优化。面对新时代新趋势新情况,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应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过去40年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可以说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经由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跃身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8.5%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回顾近40年间复杂曲折但迅猛的历史发展,一个重要迷思是中国何以能在经济体制快速转型发展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持社会有序运行并呈现安稳和谐。当我们将视野放诸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中,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

在现代社会,社会交流又是缓解精神和心理压力的重要途径。纵观历史,因为不理解乃至误解而引发的战争和冲突比比皆是。借助贸易,人类社会交往的空间不断扩大,人们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也获得了更多的合作机会,随之而来的是思想观念的变革和交流的不断加深。交流和沟通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一把钥匙,良性的社会运行状态也随着不断的交流和沟通而形成、稳固。人类交流和互动的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形式丰富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有时是受到中国与世界复杂互动过程的影响,中国诸多重大决策的变化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突变相联系。可以说,当代以来,当中国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时,都能看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的改革发展。今天,在全球信息、技术、人口、资本等要素流动性日益加速的情境下,中国社会治理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本身的转型问题就会出现一种内外因素错综复杂的特征。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是实现中国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不同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治理本质的要求是对生产关系的治理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体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就是要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适应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和内在逻辑。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在社会流动日益加速、社会互动日益频繁、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分化日趋加剧的时代,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应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发展和完善社会沟通机制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现实需求。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如果说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所需,社会发展则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谐、心理满足之所需。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把发生在网络空间、社交媒体的非正式的社会沟通作为重要的沟通形式,诸如微信、微博等。这是新形势下社会沟通的新趋势新情况,也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山西社科网。但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难以被该范式完全涵盖。比如,在劳资冲突等社会矛盾的处理中,以及在社区治理问题的解决中,我们能够发现政党、政府、社会、民众、企业等多个行动主体的共同参与。它们在不断的沟通与讨论中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且在不同事件中,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呈现出了权变性特征。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逻辑前提是1949年以来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联系、彼此支持的关系。进一步看,党和国家在面对人民群众的实际诉求时,往往将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针与自下而上的试点实验结合起来,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动中,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分析来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经济社会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的,也反映出“新常态”下中国国家治理的目标和诉求。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突显的问题,其实质就是生产关系没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关键,也必须首先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入手。

人的治理是通过人的社会性实现的,人们通过社会生活实现社会性,在社会生活中建立社会秩序。这种社会性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表现出来。在互动过程中,人们相互改变,并留下文化记忆。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得以交流、分享,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释放,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平衡。

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在政府自身改革的基础上,激发社会内在活力,使其与其他治理主体形成有效的对接和合作,也将成为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焦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各级政府在履行职能时强化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职能,确保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这就需要清晰定义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政府部门的职能,使多层级政府体系超越以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推动基层政府的职能重心向公共服务供给转变,同时深刻践行规范化和规则导向的运行模式。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服务型政府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与支持条件。从社会维度看,广大民众对于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诉求越来越多,但会更加弥散和碎片化。改革开放以来,以地域行政结构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不断被打破,社会治理越来越需要依托于社会组织的合理发展。鉴于中国渐进式转型过程中社会力量生长的制度环境,未来学术界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为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提供相应的条件。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确立为下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将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社会沟通实现社会融合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把沟通与融合纳入社会体制、社会治理,是对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深层次认知,对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十分重要。

治理转型未来变化的研判与新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就是构筑一个与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即建立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应当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出发,理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划清各自的作用边界,使其在各自作用边界范围能充分发挥作用,并且相互之间形成互惠共生、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最优效果。具体而言,政府应提高自身法治化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从过度介入市场和社会的领域逐步退出。政府还应引导市场逐步优化所有制结构,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引导社会有效整合利益结构,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稳定器的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即构建“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整合型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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